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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老母口述，解放前，父亲生在广州花县，后来到了香港做实业，开了间工厂，从我懂事起，全家人都在香港生活。在日军侵华时期，香港战乱，工厂无法开工，父母积劳成疾，先后得病过世。父母临终前把众兄弟姊妹叫到床前。千叮万嘱大哥大姐，要把他们全力保护并带众兄弟姊妹回广州老家花县，并再三叮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决不能把弟妹卖掉或送给他人，并交出一大串老家花县的钥匙给大哥大姐。后来回到了老家花县，广州也战乱，日军飞机也到处轰炸，也无法生存，后选择逃生。我清楚地记得在逃生的过程中。我年龄小，个子也小，肩上挑着两只书匣子，和小弟弟跟在后面走，后来与哥哥姐姐落下了一段路。途中突然遇到日军飞机轰炸，有一颗炸弹离我姐弟不远的地方爆炸。我们被惊吓得倒在了地上。哥哥姐姐都以为我们被炸死了。他们赶忙倒回来。看到我们没被炸死，众兄弟姊妹抱在一起大哭起来，那场情景使我永久难忘。以后继续漫无目的的逃亡，这样的日子也无法过下去。哥哥姐姐商量，为了保全性命，把我送给他人，是大姐亲自领着我去的。当时大姐再三叮嘱，如果比较平静了，你一定要回来与兄弟姊妹团聚，并交代了回来的路，怎么走，路上有什么标记等。送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到谁家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后来到了以为国民党军官（营长）名叫赖仕敏家做婢女，再后随赖仕敏全家回到了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泗水镇直到现在。大致在60年代初，解放了，世道平静了，大姐从香港回到了广州。不知大姐如何获得了我的地址，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大姐从广州寄来的信，信中夹有粮票和20元钱，作为路费。我又惊又喜。信中主要提到如果是她的姊妹就一定要到广州来会面。当时我已婚配，有孩子了，丈夫坚决不同意我出去会面。怕我去了就不能回来了，错过了机会，现在想起来，着实后悔终身。文革后期，大姐又从香港回到广州，再次给我来信，里面夹有粮票和20元钱。重申如果是她的姊妹就一定要来广州会面。我丈夫是位复员军人，做人做事耿直，在文革期间说了些实话，得罪了一些人，结果被迫害致死。我作为一个弱女子，丈夫的逝去，身边又有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哪能远去相会呢。我家人又没有文化，后来托人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去，信中有一点“把我丈夫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了，写成了我被迫害死了”，我儿子还把这一点用笔深划了，就这样寄过去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音信了。大约在1987年，我通过政府部门，托港澳台办的工作人员都在寻找大姐在香港的下落。很快联系到了一个妹妹。现名罗妙琼，居住在广东省清远县清城镇下郭街石狮巷，随后妹妹罗妙珠和她的女儿风尘仆仆从清远来到我现在住的地方，当时由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陪同来的。几十年不见，分散时都很小，印象不深，再加上语言不通，无法了解大姐及其众兄弟姊妹的信息，在家住了一晚两天时间，在她回清远时在平远县城照相馆姊妹俩合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（附照片，左：妹妹罗妙琼，右：姐姐我李瑞平），后来姊妹书信来往了好几年，但也没有从妹妹那了解到其他兄弟姊妹的下落信息。这我也弄不明白，再以后写信去，没有回信，从此没有了联系。
